HOWELL TONG

點滴大學五十年

時間過得真快，自從一九六七年開始，五十多年來，橫跨中外五所大學的生涯，仿如昨日，其間有幸能夠偶遇奇人異士或一或二。同時，其他舊事記憶猶新，有些令人開顏，也有些令人惆悵。茲錄下其中數枚，以供聊閒，或可進益。

（1）老闆求救

上世紀七十年代上下，我在曼徹斯特大學科技學院工作。有一天，我的師傅兼老闆莫理斯．普里斯特利 (Maurice Priestley) 教授突然跑進我的辦公室，神色緊張，請求我幫忙。原來他剛剛面試一位來自亞洲的女青年，不知道為什麼她竟然哭起來，所以請我解圍！我把那位女青年帶到我的辦公室，向她了解情況。原來她被我師傅的問題嚇怕，心急答不出來，便哭了。問題就是這麼簡單。我安慰了她幾句，待她安靜下來之後，便走到師傅的辦公室報告原委。商量之後，他決定收她為碩士見習生，並要求我輔導她。當時我是一位初出茅廬的講師。師傅的安排自然接受了。我定期每週見她一次，每次給她一些習作。過了八個月左右，碩士生要考試了。師傅的那一科，她竟然拿到優異的考分，令到師傅嘖嘖稱奇。過了幾天，我查看他出的題目，於是心裡明白了：原來題目翻抄了過去幾年的，沒有多大的改動，而這些題目她已經在我給她的習作裡做過，並且被我評改過！經過這回，我明白試題要「新酒舊瓶，舊酒新瓶，改頭換面，年年新款」，方可以較準確地檢驗出學生的真正水平。不過，多年之後這也導出一幕多少令我覺得可憐的悲劇。

(2) 健談的大師

我的師公是一位世界著名的統計學家，名字叫莫里斯．巴特利特（Maurice Bartlett）教授。一天晚飯閒話，他告訴我一個有趣的故事。多年前，他在曼徹斯特大學，晚餐款待來自美國的富有傳奇性的著名數學家諾伯特．温納 (Norbert Wiener) 教授。他是個神童，15歲大學畢業，19歳就已經拿到了哈佛大學博士。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數學多方領域（包括概率論）的定理、過程、方程式等等，不勝枚舉。溫納敎授像許多美國人那樣，非常健談，而我的師公却是一位彬彬有禮的老一輩的典型英國學者。他很耐心地聽，即使不時也想答嘴，但是温納敎授總是不給他機會。這樣子，直到晚餐告畢道別時，温納教授説：「非常感謝你安排的晚餐，我十分享受我倆的談話。」師公只好微笑道別，但心裡說：「你肯定很享受。」

(3) 心不在焉的敎授

記得有一年在英國某地開為期三天的國際會議時，頭一天我們大家發現錫菲（Sheffield）大學統計系的莫理斯．沃克(Andrew Morris Walker) 敎授把毛外套內外置換地穿上，但是也見怪不怪。第二天，毛外套被矯正了，大家以為他發現了錯誤。但是，第三天卻打回原狀！他就是這樣一位出名心不在焉的君子。

有一次，他從錫菲駛車到曼徹斯特，和我共商合作事宜。談妥之後，他到我校的多層停車場，但是找不到他的車子。於是他乘火車回家，並且告訴他的夫人莫妮卡（Monica）[1], 車輛被人偷了。隔天清早，莫妮卡到我校停車場，不費吹灰之力，找到了車子。原因很簡單：她的丈夫忘記了他泊車在頂樓，却在樓下找。幸好莫妮卡很了解丈夫！

(4) 夫人幽了海軍上將一默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工作。不時地，我和我夫人會被大學高層邀請出席宴會作陪客。有一次，某國以海軍工程聞名於世的上將，在退休期間訪問中國大陸之後，取道香港返美。短留香港時他來到我校訪問。徐培琛副校長設午宴款待，我和夫人及幾位外賓被邀請作陪客。寒暄敬酒數回，他忍不住對坐在他右旁的徐夫人，一邊指著她的鼻子一邊説：「這痣很有趣！」徐夫人聽了，稍露不悦。上將有點尷尬，於是轉過頭來，向坐在他左旁的我的夫人說：「我説錯了話嗎？」這可是一個不容易回答的問題，因為既要指出他的失儀，又要照顧他的面子，更要維持宴會的良好氣氛。我真替我夫人擔心。稍微想了一想，我夫人笑著説：「上將先生，大概貴國的文化傳統和中國的文化傳統在這方面是很不同的。不過，工程師或許要反複試驗才會理解的吧！」聽罷大家哈哈大笑，事情就這樣過去了。夫人高明，我也鬆了一口氣。

(5) 控制論大師

以其濾波聞名世界的控制論大師魯道夫．卡爾曼 (Rudolf Kálmán) 教授，生前是我的好朋友。他在1930年出生在匈牙利的布達佩斯。美國的阿波羅計劃（包括人登月球衛星發射）的控制系統就是依靠卡爾曼濾波的。不少人告訴我卡爾曼敎授自視頗高，不易相處。奇怪的是，他竟然不介意和我交往。記得我們首次碰面是在某次國際會議上，時間大概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那次，初出茅廬的我作報告，敍述我剛成立的門檻自回歸時間序列模型。我一講完，他馬上問我怎樣用該模型作多步預報。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提問，因為預報和控制系統是息息相關的。我給他一個較為詳盡的回應之後，他點頭表示滿意。從此我們就保持䏈絡，一直維持到上世紀末。

他是一九八五年日本京都奬[2]得主之一。我倆商量，安排他拿到奬之後，來香港中文大學訪問統計系（我當時是該系的創系講座教授），並作報告。奇怪的是拿到獎之後，乘新幹線火車回東京，在火車上他竟然找不到護照! 騰折一番，他終於拿到一件臨時護照，並平安抵達香港到我校作報告。

他作報告之前，我站在他的旁邊準備向台下介紹講者，但是看見他正忙著在黑板上用粉筆寫下一個日子，有點莫名其妙。好了，介紹演講者完畢之後，謎團終於解開。他一邊指着黑板上的日子，一邊説：「在坐各位，請記住這日子。就是在那一天，我宣判了數量經濟學死刑！」台下嘩然。但是他毫不動容，開始從控制論的觀點，作詳細的說明。（照片1）

幾年之後，我轉到英國肯特大學 (University of Kent) 數學學院工作，而他那時候每年也有半年在瑞士的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工作。每逢他在蘇黎世的時候，他會不時打長途電話給我，每次歷時半至一小時。後來，當我到那邊訪問時，才了解到原來當地的電話公司隷屬於該學院，於是由學院打電話是全部免費。大概這樣的大學可能是世上無雙的。

有一次，他來訪問我院時，跟我們全家在坎特伯雷城的一家粵菜餐廳吃飯。那時候的習慣是飯後餐廳免費送橙吃。橙是每個切分為四塊。卡爾曼敎授拿了一塊，連皮帶肉不加嚼著地，便吞了下去。我的男孩子看到口瞪目呆。他媽媽連忙暗示他不要出聲。不一刻，第二塊也是同樣地吞了下去，這真令孩子看呆了！

好友卡爾曼教授的確是一位挺有意思的異士。惜哉，斯人已去，風彩不再！

(6) 憑照認人

一九八六年我被英國肯特大學聘請為統計學系講座教授，亦是英國統計學歷史上的首位華裔教授。統計學系隸屬數學學院。上任不久，我被校長任命為該院院長。院內單是全職敎員就已經有廿多位，另外還有其他員工。除了我之外，他們全部都是本土的英國白人。對新到任的我來說，他們的面孔實難辨識，況且英國人很多時候是同名的，雖然不同姓。（有趣的是，中國人同姓很多，而英國人則同名很多。或許因為這樣，所以在英國可以通過法律途徑改姓但不可改名。）院內有三個約翰，二個拜倫，二個邁克爾，難度加倍！我心裡想，認錯人的話，會後患無窮。怎麼辦？我在走廊上一邊走一邊思考，恰好看到牆壁上掛満了全院老師和員工的合影年照，於是靈感一觸，把最近的一幅拿回我辦公室，放在桌子上。秘書看到我這樣做，有點迷惑。我調侃她説：「為什麼你們的臉孔都是一樣的？」於是大家會心一笑！

(7) 塔什干會議

一個家族擁有八位著名數學家在歷史上只出現過一次。這個家族的名字就是伯努利（Bernoulli）。概率學與數理統計學的一個主要國際性學會就是以它的名字命名的。在一九八六年，該學會在前蘇維埃的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的首都塔什干召開了首次國際會議，規模宏大。那年，我在英國的肯特大學工作，有幸被選為英國代表團廿多位成員之一。我們一同在倫敦集合出發，第一站是莫斯科。入住前蘇維埃科學院安排的酒店時，我發現我房間裡的厠所冲水器有點失靈。揭開坐位背後的瓷蓋一看，發現故障原來和我幾年前，在北京友誼賓館房間裡碰到的一樣。大概當年友誼賓館的設備，就是沿著蘇式吧！於是問題迎刃而解，只需要把內裡的球軸稍微彎轉便成。

梳洗完畢，稍息一回，換過衣裳，便已經是差不多時候了，要出席參加安德烈．柯爾莫果洛夫院士（Andrey Kolmogorov）邀請的晚宴。晚宴是特別為歡迎英國代表團而設的。這樣的隆情招待，恐怕多少是因為我們的團長，英國皇家學會會士大衛．肯德爾敎授（David G. Kendall)，和他是老朋友。柯氏是廣為人知的概率論的奠基者，亦是我多年來渴望見到的英雄。晚宴的餐廳，有點像電影上看過的沙皇時代皇官裡面那樣。但是對這些我並不十分留意，因為我心儀的對象是柯氏。主人終於到了，但是令我很失望，因為他並非柯氏，而是他的多年合作者，鮑里斯．格尼堅科院士（Boris V. Gnedenko）。原來柯氏剛剛病倒了，要入醫院治療。惜哉，到底還是無緣謀面英雄！後來，他的助手伊戈爾．祖爾班科（Igor Žurbanko）博士轉送給我柯氏親筆簽名的一本書，以示安慰 (照片2)。不幸的是，柯氏一病不振，於翌年十月廿日逝世了。

由莫斯科起飛抵達塔什干之後，我們被安排住在本來專為各聯盟國部長而建的招待所裡面，門外還有士兵站崗守衞的呢。招待所頗大，可以容納不少的來賓。很奇怪，過了兩天，大會裡面大部份的外籍來賓腹瀉不適，情況較為嚴重，致令當地政府派出傳染病衛生專家處理。我們全團隊裏除了一位老教授, 亨利．丹尼爾斯（Henry Daniels）[3], 和我之外，全部受染。其中一位，尤為嚴重，他直到今天還患有後遺症。老教授的解釋是，因為他每餐只吃自己由英國帶來的麵包加乾酪，而我的體內早已經具有亞洲裔的免疫功能。

大會休會期間，主辦單位安排大家到位於烏茲別克斯坦北部的天山旅行。這是我首次來到這久仰的名山，心想雖然不會碰到金庸先生筆下的天山童姥或天山雪蓮，也不枉一行。於是興沖沖地踏上山路。真湊巧，我的旁邊同路人竟然是著名的俄羅斯數學家阿基瓦．亞格洛姆 (Akiva Yaglom) 敎授。他師從柯爾莫果洛夫院士，並以湍流數學硏究聞名於世的。互相介紹之後，我對他表示由衷感謝：讓他知道他一九五二年出版的《平穩過程引論》改變了我的研究方向。就這樣子，我們一見如故。我讚賞他的英語時，他說：『是的，我的英語比很多俄國人強，原因很簡單。多年前，我家的鄰居有一位老寡婦。我經常幫忙她。她很感謝我，對我說：「小伙子，你對我太好了，但是我沒有甚麼好東西送給你。這樣吧，你讓我教你英語。好嗎？」本來我沒有多大興趣學習英語的，但是不好意思拒絕她的好意，於是接受了。原來老太婆是一位出色的英語教師，所以我後來一直都很感謝她送給我一生備用的禮物！』（照片3）

我從前看過他和他的雙胞胎兄弟依薩克．亞格洛姆 (Isaak Yaglom) 教授合寫的「挑戰性的數學問題及其初等解答」（Challenging problems with elementary solutions）一書，富有創意。於是我好奇地問他誰是老大。他說：「我。」我説：「大多少分鐘？」他微笑地說：「三天。」我還以爲自己聽錯了，於是說：「真的！三天，不可能吧？」他神秘地說：「出生證書是這樣記錄的。」事實上，他沒有騙我，因為公開的記錄是：哥哥出生在1921年3月3日，弟弟在1921年3月的6日。多年之後，我發現原來雙胞胎的出生日期可以隔離多天，目前最高的記錄為87天！

(8) 坎特伯雷大主教登基

坎特伯雷大主教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是英國國教的領袖，這位置起沿於一千四百二十三年前。可謂歷史攸久，同時該大主敎在英國的宗教和政治生命中佔有崇高的地位。鑑此，新大主教登基被視為英國國家大事，儀式極為隆重，皇室必派顯著人士代表出席參加。在一九九一年，我是位於坎特伯雷的肯特大學的數學學院院長。那年四月十九日剛巧會舉行新大主教登基大典[4]。有一天，我收到一封校長室的公函，邀請我及夫人代表大學出席參加大典。原來我校很幸運拿到了為數不多的票額。既然我是無神論者，很自然地我沒有興趣出席，於是把信置擱不理。一天，我和夫人一同在電視機上看到有關新大主教的報導，於是我隨便告訴夫人那封邀請信，並重申無興趣。夫人想了一想之後，對我説：「我很了解你的意願。但是這是個一、二十年難逢的英國歷史時刻，你既然生活在英國，或許應該了解一下這裡的歷史、文化和傳統。」我想她説的並非全無道理。於是，我說：「讓我想想吧！」意料不到，過了幾天，校長秘書打電話給我，用很有禮貌的語氣說：「湯教授，我希望你不介意我打擾你。我好像還沒有收到你的回覆，但是前一陣子有某位教授問我有沒有人未克出席呢。」既然這樣，我想我可以接受夫人的提議，於是對她説：「很抱歉拖遲了回覆大學，不知道票子原來是這麼搶手。好吧，我們會出席的。」秘書很風趣地說：「非常高興你們決定出席。很好，我也可以告訴那位教授拜拜！」

登基大典那天，陰天風大。來自英國各地大學同仁全部穿著厚厚的學袍，頭載氈帽。我被安排在觀禮區離開進出通道最近的一個座位上，可以說是最佳的觀禮地點。皇室也派了戴安娜王妃代表出席，她戴上闊邊帽子，身高苗條，樣子漂亮非凡。當她和新大主教及其他各地主教步入禮堂，行到接近我大約一公尺的時候，她突然轉頭向著我方，四眼相望，一瞬間讓我看出這貴婦心靈深處，暗藏悲哀。典禮告畢，剛踏出敎堂大門的時候，風勢突然增強，有奪帽之勢。英國主流報章「每日電訊報」的記者反應力很強，馬上拍照。翌日，該報章在顯眼的幅面印上王妃護帽的照片，在它旁邊也印上教授們（包括我）同様的行動的照片。看到這兩幅照片時，我的夫人特別高興，因為這証實了我的確見證過這一小段的英國歷史。（照片4、5）

關於王妃，典禮告畢那天，我告訴夫人我的感覺。當時我不知道內中的原因，因為我對皇家貴族的事情毫無興趣，不論是英國的還是其他國家的。過了不久，當我聽到戴安娜王妃和威爾斯王子婚姻破裂的新聞報導，毫不感到訝異。

(9) 多嘴的報應

一九九七年是香港回歸祖國的一年。那年，我有幸被香港大學聘請為傑出訪問教授，為期三年。同期，肯特大學批準我三年的無薪休假。我很高興有機會親身目睹回歸盛況，並且可以像劉禹錫那樣過無案讀之勞形的生活，專心致志地硏究學問。上任不久，我順從統計與精算系系主任李偉強博士的意思，代他出席大學的教務會議。意想不到，其中一項富有爭議性的提案竟然是大學應否成立硏究生院（-不知道為什麼香港大學稱它為硏究學院），統籌全大學的硏究生安排。原來它們的硏究生招收和培訓都是各學院自立為政的。我細聽各教務委員的英語發言（香港大學全用英語作業），從他們的口音，很快就發現，阻力主要來自多年前，從英國本土到任的白人教授們。我想很可能他們離開了英國多年，不大了解他們故鄉的近況。於是，我忍不住多嘴發言：「我剛剛從英國來到這裏。請允許我介紹一下那裏的近況以供各位委員參考。事實上，近年來有不少英國大學已經設立了硏究生院。我想這是一個不可逆的趨勢。」很快地，議案被通過了。事後鄭耀宗校長特地多謝我的支持，並且請我出任硏究生院創院院長，雖然我只是一個訪者！就是因為自己多嘴，所以受到案牘勞形的報應。夫復何言！

(10) 靠背書難越門檻

本世紀初，我任職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為其統計系兼經濟系的講座教授。有一年，我講授時間序列分析給本科畢業生班。學年剛開始時，學生可以自由選擇學科。學生可以徵詢學科教師的意見，一般除非人數超満，敎師鮮拒人意的。第一堂下課時，有一位學生徵詢我的意見。我了解到她不具有必要的預備知識之後，便勸導她不要選擇我這個課程。但是，她說這課程對她將來的事業發展至為重要，而且她會加倍努力的，所以還是決定選。既然這樣，我鄭重指出，這門課程門檻是很高的，將來考試成功與否，她好自為之。年終考試到了。我學院的規矩是不記姓名，只記考生的號碼。試卷評審结果公佈那天，那位學生來到我的辦公室，查詢為什麼她的考分這麼低。她以為她的答案應該是不錯的，並且拿出她的答案的事後抄本給我看。一看之下，我明白原因何在，對她說：「哦！你的答案我記得改卷時看過的，印象猶深，因為它們很像我舊試題的模範答案。問題是這些答案對今次試題的作用不大。可以說是答非所問。」聽了我的回答之後，她低著頭不岀聲地離去了。我也覺得她有點可憐：她不知道單靠背熟舊試題的模範答案（-在英國不少大學要求教師試後，將模範答案公佈出來的），而不學到真正的知識的話，是很難達到合格的水準。我吸取了多年前師傅那次的經驗，每年的試題都不盡與前相同的，這並非為了作弄考生，而是力求他們學到真實的知識！